1948年4月30日，中共中央发布“五一口号”，向全国各阶级、各社会阶层的民主进步力量发出了协商共建新中国的号召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，欣然接受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合作者和同盟者，这是他们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实践中，经过反复的历史比较，作出的郑重选择。

1948年大生公司不是“五一口号”的直接参与者，但是频临倒闭的大生公司从中看到了希望，最终成为“五一口号”的见证者和受益者。

大生取义于《易经》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是著名的清末状元张謇于1895年创办。张謇是我国“实业救国”的杰出代表。从大生的《厂约》可以看出近代仁人志士救国立业的豪情与壮举。“通州之设纱厂，为通州民生计，亦即为中国利源计。通产之棉，力韧丝长，冠绝亚洲，为日厂所必需。花往纱来，日盛一日。捐我之产以资人，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，无异沥血肥虎，而袒肉以继之。利之不保，我民日贫，国于何赖？”（大生公司《厂约》）

张謇以实际行动营造了近乎乌托邦式的中国近代第一城——南通。大生公司的所有利润全部用于南通的教育、公益、慈善和社会事业。一人缔造一座城，一企养育一座城，小马拉动了大车。第一所师范学校、第一座博物馆、第一所纺织学校、第一所刺绣学校、第一所戏剧学校、第一所盲哑学校、第一所气象站，这些“第一”不断刷新着“近代”的步伐。张謇和大生公司都是寂寞的英雄，注定是失败的。这个建立在流沙上的近代城堡很快就被时代的洪流所抛弃、淹没。

由于当时畸形且脆弱的民族资本发展环境，以及沉重的支出负担，大生最终没有成为“通州民生计”的保障。张謇晚年，大生公司已经依靠举债度日。随着张謇和张孝若的相继去世，大生公司更是江河日下。抗战中，大生集团所属各厂均遭到严重破坏，大生公司全面萎缩，风光不再。抗战胜利后，爱国民主人士张敬礼（张謇之侄）成为大生的实际掌舵者，他苦苦支撑着大生公司的运作。

“五一口号”的发布，让张敬礼看到了大生公司和民族工业新生的希望。那时，张敬礼与黄炎培、陈叔通、冷遹、孙晓村等民主进步人士交往，并受其影响。“五一口号”使张敬礼备受鼓舞，也开始了对发展民族工业土壤环境的深层次的思考。最终，张敬礼抵住压力，将大生纱厂大量的外汇及物资运往香港，使国民党将大生公司迁台的阴谋破产。

1949年2月2日，南通解放，党和政府把复工复业作为接管城市后的首要任务。2月3日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大生公司，发动工人恢复生产。在大生公司下属企业大生一厂等单位带动下，南通工厂商店18天复工复业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大生公司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。1950年7月，朱德欣然为大生一厂厂报题写报头“东方红”。

1951年，大生公司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，得到了政府的批准，在当年扭转了多年的亏损，盈利60.8万元，由此，大生公司成为全中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。1952年，“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”正式对外挂牌。1956年2月，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全国工商联代表，举着酒杯询问张敬礼，“公私合营的优越性，你是亲身体会了，可以向大家多谈谈”。

1948年“五一口号”，播下的是希望的种子，使解放后的大生公司浴火重生。2018年“大生”依然屹立在江海之滨，更是拥有国内首创智能化棉纺全流程纺纱生产线，成为中国制造的标志性企业之体，产品更是远销近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“振兴中华要靠共产党领导，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。”——这是张敬礼同志的遗言，也是融于大生公司血肉之中的箴言。1948年，毛泽东播下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种子。2018年，新型政党关系花繁果硕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将为新时代的大生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，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，站立在了国际前沿，这一切离不开我们优越的政治土壤。

饮水思源，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在对“五一口号”最好的纪念。